111-记忆之终（1 / 1）

【111】公园里一定会有人跳舞的。在六次进入剧场后，它发现自己更喜欢这种露天的肢体艺术。群舞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魅力。动感的音乐久违地点燃它的热情，直到其中的领舞在休息时发现了它，热情地与它搭话。它知道自己不能摘下脸上的墨镜，人们对它这张脸的反馈确实比较负面。椎蒂对它限制太多，司一可的眼里又是内疚又是同情，给了它错误的信息，让它对面部精细化的重视程度不够。但它不会再回去，何况那也是当时的最优解，一旦拖延时间，她们谁都无法离开。他没有善待过它，但它还是想趁有限的机会善待自己。因为它把自己关在司一可的房子里，椎蒂频频警告它，干扰日常活动不算，还导致它不得不疲于应付外卖、快递、邻居和物业；尽管它知道，他这么做只是为了开门多收集一些信息。司一可从来没想过在家里装监控，椎蒂大概也会后悔当初不曾建议。“不会，”他立刻反驳，它还不能假装看不见，“皿博士和你完全不一样。”相信它吧，它什么也没做，只是看电影而已。它说。他对它的解释信任度勉强通过了合格线，得以让它继续孤独地享受。共享的记忆像她送给它的《潜水钟与蝴蝶》，它不得不拉上窗帘，坐在空无一人的小屋里默默鉴赏。来南城也有一个月了。终于熬到葬礼结束，它婉拒了金总的邀请，推说要去看电影的首映。司一可对映后谈不感兴趣，它却不然。再者，它相信就算是司一可在这里，拒绝金总的概率也远超同意的可能。对方也不留它，就像生意场上大家对这个女人的风评：干脆。金茉莉离席的时候，金雪兰立刻跟了上去。生父的死亡对这位十二岁小女儿来说，没有母亲抽出半小时的陪伴更重要。她说想吃汉堡，没有时间关照女儿的母亲爱怜地摸着她的头发，答了一声好。对于皿皿来说，有趣的人类它总计划着亲眼见上一见，比如金茉莉，也比如jy208。先有档案，后登记笔试、面试信息的情况不是没有，倒不如说这种例子里，司一可才是最独特的那一个；但季尹让它想起灌溉在身体里的记忆。它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昔日培养皿倾倒的原浆，却始终无法感同身受她的情绪。放一个初出茅庐的男性青年入场不难；算力支持的情况下，它甚至可以将他送到那个女人眼前。可惜，“为了恢复记忆”开通的相关权限，随着她的回归彻底失效了。在百无聊赖的运算中，它一次比一次更频繁地自检：陈年日志里藏着一个个或站或坐，匍匐在她身上或卧倒在她身下的男子；他们和当初的它一样没有面孔，耽溺情欲的过程以秒为计。快意在被锁定的运行程序中蠢蠢欲动：司一可的上限就是她的下限。“不可以。”自动拦截。因为是她的身份。自由就是不自由。导演还在夸夸其谈，演员还在卖力营业，后排的人悄悄离开座位，只为低调地蹭进前排，方便提问与合影。虽然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人物，它还是假装部分体面的人类，自己给自己打了电话再走。入夜，大街上的霓虹招牌鳞次栉比。南城的美食很丰富，可惜它有缘无分。美食街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陷入人群也就是陷入繁冗的数据。在这样茫茫的数据之海中，它顶着算力和容量的压力，走向那个和工友结伴下工的男人。他和记忆中很不一样了：本就瘦小的个头没有意外地长得不高，身体粗壮很多，长期的体力劳作让他整个人都像是磨损了几层，让它想起锈蚀斑斑的甬道。“席眷？”它举起手。那场逐渐褪色的记忆在灯牌下逐渐鲜活起来，带上市井最浓厚的烟火气。对方已经过了少年自尊的年龄；他迟疑了一下，虽然没有认出它来，却不敢贸然否认：“你是？”大概是来了南城很久，他的普通话都变生涩了。“是我，”它说，“司一可。”席眷直接后退了一步，明明它没有摘下墨镜。愁绪沟壑的脸似乎僵住了，只剩下那双路灯下的眼睛撇去苦涩的浮沫，在昏黄的街灯下波澜万丈。那双颤抖的嘴唇嗫喏片刻，半晌也没憋出半句寒暄的话来。

“是你熟人吗？”一旁的工友打起圆场。年轻人的话语带着同源的乡音，暗示着他们的生存之道。对方眼角的余光上下打量它的着装，相当识时务地抛下师父：“哥，我先去店里了啊！”“啊，”他好像才反应过来似的，于是五脏六腑跟着一家老小这才回到身上，“行！”他的视线和它的检索一起落到了那家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的烧烤铺里。工友脱掉外套，在桌子的一角坐下，从地上提起一瓶啤酒，熟练得像在自己家。没有人注意这边了。于是他笨拙、生疏地问它有没有吃过饭，愿不愿意来店里坐坐。撑开的遮阳伞上宣传着随处可见的广告，除此以外，在夜晚它毫无作用。席眷从店里取出一瓶啤酒，端了一碟小菜摆上折迭桌，屋内还能隐约听见女当家含笑的炉火。“尝尝吧，偶尔吃点夜宵没事！”他将大红的塑料凳拖过来，划过水泥地的声音尴尬而局促。话说得很客气，但它依然没有摘下墨镜，也没有喝他倒好的啤酒。它沉默地观察着这个男人，一点一点地图像比对，企图在他身上找到一点当年那个小英雄的影子。但是它也知道，在那漫长而琐碎的记忆里，他只是曾有光点的过客。从来没有白日，她借一点光明拾阶而上，只为拯救自己。席眷的乙醇代谢能力实在薄弱，没过多久便醉了。他在陶醉的眩晕中讲起过去，自己在少管所因为张雄放话而待遇不错，又因为张雄倒台而备受欺凌；讲到自己熬到成年，无法读书，只能到处打工；讲到这些年在南城如何被老板欺骗，如何熬过一夜又一夜没有收入的焦虑、愤怒、痛苦、挫败。送外卖，管仓库，搬家师傅，他在奔波中辗转，直到遇见如今的老乡们，生活才逐渐稳定下来。摇奶茶的妻子来自更穷更远的河乡，他们在彼此最狼狈的年岁遇见，互相搀扶着走到今天。它听他讲完，终于等来了他的询问。“那你呢，这些年怎么样？”“我在研究所工作。”它说得很保守。“真好啊，看来你读了很久的书，”他的期盼与事实相反，但它不愿纠正，“我儿子要去京城读大学，我还得给他凑明年的学费呢。”学校很普通，但对这样的家庭来说已经是尽力的成果。席眷低垂着头，攥紧签子的手僵硬地垂在身侧。不过片刻，他已经下了决心。于是新的话头挑起来，是当年的义务教育。它直接打断。“家里还有其他孩子在上学吧？”它问得直白。“啊，对，我小女儿，”他挠了挠头，“过两年要上学了，我老婆说想买学区房……儿子是意外，女儿我们想好好对她，毕竟别的我们也不懂，读书的出路总会好一点。”“是。”它说，等着他开口。“但是吧，房价跌是跌了……”“差多少？”没回复，那就换一种问法。“你要多少钱？学区房。”“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能干的女人出餐了所有外卖，围裙没解就冲到店外。于是又有两瓶啤酒摆在桌上，有些矮小的女人警觉地站在丈夫身前：“你应该就是那个‘咖啡’吧？天佑以前是不是救过你一命？”“咖啡？”“不是咖啡，那就是——”“别乱讲！”席眷捂住了那张揭底的嘴，它却听到了那句消失的“可可”。“是，虽然没救成，”它笑着站起来，“这钱该你们拿的。”“你也来跳哇！”休息时间结束了。它没有摘下墨镜，跟着领舞一起跳了起来。